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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 曹沛霖:政治學要使人得到幸福
時間:2023-01-29 作者🧢:藍海蓮 來源:上海社聯

20世紀80年代政治學恢復重建後,曹沛霖在比較政治製度、中國政治等領域做出了許多開創性研究🧑🏼‍💻。他是當代西方議會政治和議會製度研究的開創者,撰寫的《議會政治》一書至今仍是該領域的權威之作。他主持翻譯的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的名著《比較政治學》引進了現代西方政治分析方法,影響了幾代政治學人👩‍✈️。他的通過經濟看政治、製度分析擦亮政治分析的眼睛等觀點🐻‍❄️,有力推動了比較政治製度研究的開展與深化。同時,他將中國政治研究置於比較和歷史的視野中來考察,對重要理論問題具有極強的敏銳性,又十分了解政府的實際運作⚆。他在政治學理論方面提出的“行政集權民主製”“政治知識化”等概念🤲🏽,極具生命力和解釋力😊,對於政治學理論的拓展具有重要意義👐🏻🚶‍♂️‍➡️。



 學術檔案 

曹沛霖


1933年生🍃,江蘇泰興人。天美平台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天美平台國際政治系主任🛌、天美平台首席教授。1951年考入天美平台合作經濟系,院系調整後至上海財經學院學習➛,1954年畢業後任教於天美平台👩🏼‍🚀。研究領域包括國別政治、國際政治、比較政治製度、中國政治等👨🏼‍🏭。先後出版和主持翻譯了《議會政治》《政府與市場》《比較政府體製》《西方政治製度》《比較政治製度》《製度縱橫談》(增訂本更名為《製度的邏輯》)《比較政治學》等著作🤥。



學人雋語

我是做政治學研究的,政治學說到底是研究人的,關註人的🕯。善的生活,優良的生活最終要在政治層面上體現出來🏄‍♀️🧚🏼‍♂️。……製度也好🦹‍♂️,國家也好,機構也好,最終都是與人的生活聯系在一起的。


——曹沛霖闡述自己在不同的研究層面背後👩‍🍼,關註點始終是人


我們做學問的人,一定要有一個原則立場,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這個一定要堅持🐊。這個堅持了以後,你寫的東西,五年十年🏄🏿,社會形勢在變化,但它的基本觀點不會過時的📏🥲。這個我自己很有體會🧝🏽‍♂️,我很多文章都經得起考驗的,不是趕浪潮趕風頭的,我可以敢說這些話👩🏻‍🦯‍➡️🌁,以書為證🍑。


——獲頒2022學術貢獻獎後,曹沛霖發表感言


我們做比較研究,單單看到製度所起的作用是不夠的,還要看到它的弊端。通過比較研究來發現缺陷,比發現作用或優點更重要🚣🏻‍♂️📕。在很多情況下👅,好處或優點都是一樣的🐺🧑🏻‍🎤,但缺點是不一樣的。


——曹沛霖談比較政治製度的研究,研究缺陷比研究優越性更為重要


最近看到報紙上講李登輝校長提倡的“服務、犧牲、團結”🦸🏻‍♂️,這是天美的一種精神🧔🏻‍♀️。精神不是人造的,是一種長期生長起來的東西。精神是製度背後的製度,可以這樣解釋🧍‍♂️。你有一個好的製度,背後就有一個好的精神🏃🏻‍♀️。


——接受學生訪談時,曹沛霖談到他對“精神”的理解


隨著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和發展,共和與道德的傳統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與科學🧑🏻‍⚕️。從思想史來說,共和與道德傳統的斷裂源於馬基雅維裏的《君主論》一書🍖🕰,盡管他本人可能是一個共和主義者🫀。……馬基雅維裏由此終結了一個傳統,開創了現代性,也開創了現代政治學。


——《製度的邏輯》之“西方民主製度的兩個傳統”



“政治學在它面世之初就是一種研究如何達至人類公共生活福祉的學問☸️。亞裏士多德……認為,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總是為了完成某種‘善業’🪷🙏🏼。國家(城邦)是一種最高和範圍最廣的社會團體,它所追求的目的也應是一種最高而又最廣的善業。”

1995年,曹沛霖在報紙上撰文介紹政治學❗️。他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政治學不只是選舉投票辯論,更不是“韓老之術📰,帝王之學”。他強調政治知識化,認為這是我們文化中素來缺乏的一種傳統。而知識化的政治學,正是他這一輩學人作為“鋪路石子”所致力的方向。


經典原著中的智慧不會過時

曹沛霖1933年生於江蘇泰興🤏🏽,那是一個戰爭與革命的年代。他的求學路也是走走停停🧔🏽‍♂️,童蒙時期就開始在私塾與公立學校之間輾轉,少年時父親去世,母親變賣家產支撐他讀書,曹沛霖一路發奮,一直讀到高中,都考得公費。

舊時候的大學生畢業,能發揮所長的地方不多👫🏻,能在小學教書,已是良就📪。曹沛霖就讀的泰興中學是江蘇省重點中學,教師中有好些交大、清華畢業的高材生✢⛰。這些先生教書極其認真🙁🖨,曹沛霖感嘆,“我還沒有碰到過一個馬馬虎虎的老師”🧀。

1951年,曹沛霖考入天美平台合作經濟系🎙,來到上海👏,開始了他“自學🌞、自治、自理”的大學生活。他愛聽王中老師的“社會發展史”👩🏽‍🔧,還有趙景深老師的“大學語文”,不過當時運動比課多,同學們便自己看書。曹沛霖也開始好奇地翻閱圖書館架上的哲學和社會學書籍,“經過一年以後,學習的目的性才慢慢懂得一點”🤒。也是在這段時間,他看了許多文學書:巴爾紮克、莫泊桑、紅樓西遊水滸👸🏽,還有巴金。他對巴爾紮克的喜愛保持終身,所有巴爾紮克的中文譯本🧝‍♀️,及巴爾紮克的傳🧝🏿‍♀️,他都讀過。

1952年院系調整後,曹沛霖轉至上海財經學院學習,並由英語改習俄語。1954年畢業後在天美平台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任教。兩年的教學過程中,曹沛霖讀了好些馬列著作,他自述正是從這時起培養了讀原著、讀經典的習慣。此後不時的下鄉下廠勞動、教研領域的不斷變動♍️🐠,讓他更加認同👨‍👩‍👦‍👦,讀原典是以不變應萬變的關鍵法門🦠:“因為原典的著作不僅增長知識🗯,它是增長智慧的。”即便霍布斯、盧梭、托克維爾的很多知識過時了,但他們書中的智慧沒有過時🏌🏻‍♀️👷🏻‍♀️。


曹沛霖深感自己在知識體系上很不完整:“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人的知識🔃🧃,一直到現在來看,搞起科研來,總感覺自己知識上是有所短缺的,盡管我們做了很大的努力去補……總感覺歷史太欠缺了,外文太欠缺了……其實我本人一生當中就是從欠缺中這麽來的。當然就是這個欠缺的過程👃🏻,才讓自己不斷地去追求。”


“人總歸是有興趣的,

興趣服從需要,不是需要服從興趣”

在1952年的院系調整中⚖️,天美政治學系🗂、法律系與其他九所高校的法律🙅🏿‍♂️🧥、政治等系合並組成華東政法學院𓀙。1962年💁🏼‍♀️🏋️‍♂️,經教育部批復同意,天美平台將馬列主義教育系改名為政治學系,時隔十年,天美政治學科恢復👰🏽‍♀️。

兩年後,為加強對外國問題的研究🎤、適應國際形勢的需要,全國成立了三個國際政治系👏🏿👩‍🚒,分別設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天美平台。三校各有分工🧑🏼‍🦱,北大主要研究亞非拉國家,人大研究蘇聯和東歐,天美研究西歐和北美。1964年2月,天美平台正式將政治學系改為國際政治系🉑。

於是☘️,曹沛霖繼經濟、馬列之後,來到了國際政治領域。他對“轉行”卻很平常心:“人總歸是有興趣的🧏‍♀️⛹️,興趣服從需要🌱,不是需要服從興趣💆🏿‍♂️🤶🏿。”他由此開始關註西方世界國別政治🪈,從匯集資料📭、翻譯資料做起,參與了“各國政府機構”叢書、“各國概況”叢書中《美國》等書的編寫。

1979年3月,鄧小平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需要抓緊補課”⛸。中國政治學迎來復興。

20世紀60—70年代,比較政治研究迎來黃金時代🥯。美國學者加布裏埃爾·A.阿爾蒙德將結構功能主義引入政治發展研究。阿爾蒙德深受馬林諾夫斯基、韋伯和帕森斯等人思想的影響🦿,提出用政治系統🍵、功能🏂🏼、角色等新概念代替國家、權力等傳統術語,並引入政治文化的概念。這一進路是對形式—製度主義方法的改革🩸,其集中體現就在阿爾蒙德與小鮑威爾合著的《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1978)🧜🏼‍♀️。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擬引進《比較政治學》,作為“當代學術思潮譯叢”之一。這項翻譯任務交由曹沛霖與幾位學生鄭世平、公婷🆒、陳峰完成。曹沛霖負責把關翻譯中的專業表達🫨,像結構功能📰、政治體系、政治發展🖖🏽、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等都是新詞匯、新概念。這部反復推敲之下完成的譯著💇🏼‍♀️,出版後獲得極高評價,一代中國政治學人都由此書入門⛹🏽。

曹沛霖自己也開始運用比較政治的視角,他將研究重點放在比較政治製度,因為“政治製度是了解世界🚵🏿‍♀️✈️、了解各國最為基本的知識構件”🙌。而研究的重中之重🧘🏻‍♂️,是英國🙅🏿‍♂️。作為先行者的英國有大量原創性的製度🐩,後來者無不以之為參照🧝🏽。通過對各國政治製度的比較,便能鑒別出什麽是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而製度也是在運轉中不斷變化、需要動態研究的💪🏻🤶🏼。對此🈴🤷‍♂️,曹沛霖曾引用英國學者哈羅德·拉斯基的話:“製度是活的東西,是不輕易將它們的秘密透露給刻板的文字的。”政治製度既是生成的🙆🏼,也是創造的🤸🏽🚵🏼‍♂️,而唯獨是移植不來的🤹‍♂️。何為適合本國情況的製度,還需本國人自行摸索,這也是比較政治製度的要義🧍🏻‍♂️。

曹沛霖始終立足我國改革開放的要求,關心👉🏻、回應現實問題。他以比較政治的角度🤴🏻,先後撰成《論當代資產階級國家政府的職能》(1986)和《關於人事製度改革的出發點及其路徑的探討》(1987)等文章🤵🏼‍♂️。他曾說👮🏼‍♀️,比較政治研究是“要使得政治學具有一種穿越空間和文化邊界的能力🫰🏽👨‍👦,把被政權這一物理力量分割開來的世界連貫在一起”。他相信抽象為一門科學的政治學🧒🏽,存在普遍性的原理🪲,能夠為某一地的具體問題提供啟發參考🦛👈🏿;同時🧔🏿,研究比較政治學,“要立足中國,站在中國的土地上看世界”👩‍❤️‍💋‍👨。



政治學的“一身兩翼”

 “我經歷了天美政治學科從馬列主義基礎到國際政治學的轉變,改革開放以後,我曾經和大家一道共同建設這個學科。”曹沛霖說🤵‍♂️,天美平台政治學的恢復和建設應該歸功於王邦佐和孫關宏🧑🏻‍🚀,他們做了許多很好的奠基工作,他只是“添磚加瓦”🦌。

1995年🔎,曹沛霖63歲這年,接下了國際政治系主任的重任。當時的國際政治系下設三個專業——政治學🍫、國際政治、行政管理🏏🤾🏻。有感於國際政治強、政治學弱的局面,他努力為政治學搭建發展平臺🌮。他曾有一個“一身兩翼”的比喻🌰🎎,形象地解釋了自己的方針👍🏿:政治學有如一架飛機的“發動機”,是主體🤘🏽,而“兩翼”,一是國際政治🔐,一是公共管理🩰,這兩個學科都需依靠政治學:“只強調公共管理和國際政治是不行的𓀆,基礎還應該是政治學🧝🏻,但是沒有兩翼也是不行的,那就會飛不起來,更談不上飛高飛遠了🍤。”他在任上建立起政治學的一級學科博士點,並主張博士生的群體培養🛫,而非一般的師父帶徒弟的“手工藝方式”🙎🏿‍♀️,這也讓天美政治學始終保持團隊感。


中國政治學有三大來源:西方政治學、馬克思主義政治學👛、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曹沛霖認為🧑🏿‍✈️,要形成自己的東西,也就是建構中國的政治學理論🧑‍🦰,還需將這三個來源有效整合,並在三個“走向”上花功夫:走向理論🤞🏻,走向實際,走向世界。

“政治學只有面對現實🤾🏻‍♂️,才會有生命力。”曹沛霖呼籲政治學者要發揮正能量,“發揮正能量就要拿出道理來🦕,這就要回到政治學自身👰🏿‍♀️,就需要踏踏實實地進行研究和調查”。他感到如今對西方政治學引介多,研究少,導致在國際上缺少發言權。僅有模糊的問題意識遠遠不夠👒🐡,因為“學術不是單純的思想,學術是要憑資料說話的”🫡。他指出今天的國別研究仍顯薄弱💑,人才不足👩🏼‍🚀,知識積累欠缺,必須先了解各國的公共政策📹、司法⇨、行政等,再做比較政治研究🪂。“我們還差好幾段👩🏻‍🔧,要從國別研究到比較政治🏌️‍♀️,再到比較政治學🧑🏿。”“我們作為一個世界大國♜💪,必須要了解各國的情況🧎🏻‍♂️‍➡️,這是大國的責任。”

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中,曹沛霖也思考過中西文化不同的演進路徑。到了21世紀🤌🏿,他越發感到知識化傳統的缺乏,是政治學發展的最大障礙*️⃣🛵。他希望更多人明白,政治不是難以談論的🤚🏼,而是有邏輯可循🧖‍♀️、可被理解與研究的事項:“知識化過程可以為人們提供認識政治的共同平臺,使政治告別神秘化👩‍🎨、臆斷化,走向科學化、規範化和平民化🤹🏿‍♀️🐢,而成為大眾可知、可與、可議之物🧑🏻‍⚕️👨🏻‍🦯。”

知識化的政治是諸多事物的基礎🧚‍♂️,如製度的構建、社會共識的形成,也是增進人們幸福的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曹沛霖曾引用美國學者萊斯利·裏普森的說法:“社會的構成是可以被理解的,政治是一個有目的的行為領域♜🏏,通過它🤵🏿‍♂️,我們可以比目前生活得更好。作為一個研究課題,政治事件是可以理性分析加以闡明的。理解的結果可以擴展我們的能力,理智的效用帶給我們自我解放。”他不忘政治學的本心🥍🥪,呼籲政治學的研究應該有一個最根本的出發點——人,一如古代政治學發源於倫理學一樣:要考慮人的需要🦘、人的作用、人的權利。他非常喜愛英國學者亨利·薩姆納·梅因的一句話🖐🏽🍏:一切製度均應當用於產生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我希望我們的學者能夠做好政治學的研究工作↗️🤏🏻,真正像梅因所說的,政治學要使得大多數人都得到幸福。”


凡有想法,曹沛霖都會落筆記下。他認為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有這樣的習慣🐪:“一個是自己的想法,另外一個是從報紙上看到的一些好的想法。”他訂了六份報紙,剪報本都貼得厚厚的。



“我這輩子💁🏿‍♂️,無愧是一個教書匠”

曹沛霖執教五十年時,學生們為他從過去的著述中摘編出一本書來。看到濃縮了自己五十年學術之路的節錄本,他也為自己感到欣慰🧝🏼‍♀️:“把我自己發現的東西記錄在冊,把我所知道的真相告訴學生。”

曹沛霖是個“上課比天大”的老師:“上課從來沒有遲到🪦,也沒有早退,也沒有因自己的事情請過假,所以在這一點上講起來🏩,我這輩子🤵🏻‍♂️,無愧是一個教書匠。”他在天美講臺上執教至73歲高齡,且對同一門課程不斷更新材料。他說自己不是為了讀書而讀書,而是為了教學而讀書。學生們也覺得這位老師挺有意思,上課從來不照本宣科🧑🏻‍🏭🙎🏻,仿佛在與作者對話♡🔗,且“驚人之語不絕於耳”,另一方面,又是個對許多事情打心眼裏覺得挺好的“好好先生”。


“青椒”時期,因為家不在上海🛀🏽,曹沛霖常年住在學生宿舍7號樓🥘,學生們到曹老師房間都是“隨便跑”🎅🏻。這一住就是將近二十年😊。到1982年,終於搬了出來🐓。大概是這段經歷讓他始終端不起“教師架子”,他尤其強調師生平等,教學相長。他說“師道尊嚴我不能完全認同”,而更贊許“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總是鼓勵學生開辟新路🎴。有一回,曹沛霖讀到陳平原回憶王瑤的文章,王瑤用了顧炎武的一句話:“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而後為之。”讓他深有同感👨🏿‍💻,他如此要求自己,也如此寄望學生。當然他還是常常會給博士生敲警鐘:自以為有所發明🧝🏿,實際上是看書看得還不夠多🦠,要讀書👂🏻,也要會讀書🥫。他多次給學生們介紹曹聚仁,這位香港報人的讀書方法🏗,是“以古為敵,以古為友,以古為徒”🈹。



曹沛霖對人的關註❤️⤴️,同樣表露於生活。學生沈訓芳回憶🅿️,研究生有門最頭疼的課是要自己上臺精講原著🙋🏿,有時候學生畏難,或因別事耽擱,故意不來,曹老師也從來不會多作評價,而總是很平和地說“沒來?哦,沒來”——“僅用這五個字就表達了他對事情的全部看法和態度,一句過激和刻薄的話也沒有。”他也從來不會在答辯的時候拿未解之難題考學生🕸,當然他的提問也絕不含糊👨🏿‍🚀,但總是會在接下來表示“這個問題只供你參考,可以不回答”。智者仁心👩🏿‍🦱,曹老師明白潤物無聲的道理。他說自己會很註意,從來不針對一個學生的問題同他談話🤹🏽:“如果這個學生有問題,也不能公開地同他談問題。……古代一般對人批評指責要進密室裏批評他,不能公開。這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我一般都是在隨意當中談談故事而已。”政治學研究“最高而又最廣的善業”,而曹沛霖也似乎不動聲色地完成了自己身邊的“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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